拾遗十六避暑山庄与木兰秋狝——满洲的另一个首都

拾遗第十六篇。北京有紫禁城，可清朝皇帝还有「第二个家」——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，和它旁边的木兰围场。这不只是避暑、打猎的去处，更是满洲皇帝维系本色、经营草原与雪域的「另一个首都」。卷一说清帝有「两副面孔」，这一篇，就带你去看那张朝向草原的脸。

引子：皇帝为什么要「第二个首都」

定都北京、住进紫禁城，清朝皇帝当上了「中国的皇帝」。可他们心里清楚：自己还是「满洲的大汗」，身后还连着辽阔的蒙古草原与青藏高原。

紫禁城代表前者，那么后者呢？答案，就在长城以北的承德。

承德的避暑山庄（又称热河行宫），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），历经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，到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）前后才大体建成——足足修了近九十年。

它名为「避暑」，实则是一座夏都（这是通俗的说法，承德并非正式的国都）：每年盛夏，皇帝便率王公大臣移驾于此，一边避暑，一边照常处理朝政、接见蒙古王公与外国使节。山庄里，康熙题了三十六景、乾隆又题三十六景，合称七十二景，湖光山色，气象万千。

清帝一年里有相当长的时间待在这里。换句话说，承德不是行宫那么简单——它是大清实际运转的另一个权力中心。

避暑山庄往北，是另一处要地——木兰围场（今河北承德围场），康熙二十年（1681）设立。

这里先要破个误会：「木兰」跟花木兰毫无关系。它是满语「哨鹿」（muran）的音译——猎人吹起木哨、模仿鹿鸣，把鹿引来再射。

康熙、乾隆、嘉庆三朝的皇帝，多在秋天到木兰围场举行大规模围猎，叫做**「木兰秋狝」**（狝，xiǎn，即秋猎；雍正一朝则未曾举行）。这可不只是游乐，而是一项严肃的国策，一举三得：

康熙、乾隆勤行此典，嘉庆朝仍规律举行（嘉庆是最后一位规律行秋狝的皇帝）；到道光四年（1824），朝廷下令停止，此后再未举行——这一「停」，本身就是满洲尚武之风衰落的一个信号（与卷九讲的军备落后，恰可互相印证）。

环绕避暑山庄，还建了一片宏伟的藏传佛教寺庙群，其中由理藩院管辖的几座，俗称**「外八庙」**。

它们大多气派非凡，且多有「分身」之意：普陀宗乘之庙仿西藏布达拉宫而建（俗称「小布达拉宫」）；须弥福寿之庙则仿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，专为六世班禅前来朝觐而建。

为什么清帝要在承德修这么多喇嘛庙？因为藏传佛教（黄教）是蒙古、西藏共同的精神纽带。笼络住了黄教，就笼络住了蒙藏之心。乾隆在《喇嘛说》里就讲明了这个道理——「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」。〔民间常把这层意思概括成「修一座喇嘛庙，胜养十万兵」，此语流传甚广，但确切出处尚存疑。〕

用宗教与怀柔，代替刀兵与征伐——这是清帝经营内亚的高明一手。一座座金顶红墙的庙宇，胜过千军万马。

这座夏都，见证过几桩改变历史的大事：

1793年，马戛尔尼觐见。英国使团正是在避暑山庄的万树园，见到了乾隆——那场著名的「跪拜礼之争」，就发生在这里（详见卷九）。东西两个世界的第一次正式照面，竟是在这座草原边的夏宫。
1820年，嘉庆暴卒。嘉庆二十五年，嘉庆帝在避暑山庄猝然驾崩〔死因有中暑、中风乃至雷击等说法，野史纷纭，难有定论〕。
1861年，咸丰病死。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、火烧圆明园，咸丰帝以「木兰秋狝」为名仓皇逃往热河避暑山庄，次年（1861）就病死在这里。他一死，便引出了慈禧发动的「辛酉政变」——晚清几十年的命运，由此转向。

一座为「盛世」而建的夏都，最后竟成了一个皇帝逃难的终点。承德的盛衰，恰是清朝盛衰的缩影。

站在汉民族的维度，避暑山庄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：清朝从来不只是一个「汉式王朝」。

北京的紫禁城，是它「中国皇帝」的一面，朝向中原、朝向汉地；而承德的避暑山庄、木兰围场、外八庙，是它「满洲大汗」「蒙藏共主」的另一面，朝向草原、朝向雪域。两座首都，两张面孔，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大清——一个跨越农耕与游牧、统辖多民族的庞大帝国。

这一面，正史的「盛世」叙事里常被一笔带过，可它恰恰是理解清朝的关键：它的成功，一半在于做稳了「中国」，另一半，在于经营好了「中国」之外的草原与高原。

各族一家。承德的山庄与庙宇至今犹存，早已不是哪一族的禁脔，而是多民族共同记忆的见证。游人如织处，正可一窥那段「两座首都」的往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