⚠ AI 修缮 · 民间野史版 · 内容或有讹误、夹杂传说与一家之言 · 不对任何内容负责 · 图一乐
清史·野
卷帙101/101 状态持续修缮中
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——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 配图

拾遗三十二 · VOL.49

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——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

卷次拾遗三十二 字数约 1,661 字 · 约 4 分钟 状态已校订

拾遗第三十二篇,要郑重地请出三位先生——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。他们都生于明末,都亲历了亡国之痛,都拒绝给清朝做官,都把后半生交给了著述。亡国的剧痛,没有把他们压垮,反而淬出了三盏照亮后世的思想之灯。

引子:亡国之痛,淬出三盏思想的灯

明清易代,是汉地读书人最痛的时刻(卷四、卷五)。山河变色,多少人殉国、多少人苟活。

而有三个人,选择了第三条路:活下来,但绝不低头——他们拒不出仕新朝,隐居著书,冷静地追问一个最沉重的问题:明朝,到底为什么会亡? 这一问,问出了中国思想史上极其深刻的一页。他们,就是后世并称的「明末清初三大儒」: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。

一、黄宗羲:骂皇帝骂得最早最狠的人

黄宗羲(1610—1695),字太冲,号梨洲,浙江余姚人。

他的人生开局,就是一出悲剧:父亲黄尊素是东林党人,被魏忠贤的阉党害死。明亡后,他组织义军抗清、参与过南明鲁王政权;失败后,归隐著述,至死拒绝清廷的征召。

但黄宗羲最了不起的,是他写了一本「反动」到惊人的书——《明夷待访录》(成于康熙二年,1663)。在那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年代,他竟敢指着皇帝的鼻子说:

「为天下之大害者,君而已矣!」

他主张「天下为主,君为客」——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,皇帝不过是个「客人」;他要限制君权,甚至主张让「学校」成为议政、监督朝廷的地方。这种对君主专制的猛烈批判,早于法国的卢梭。〔需说明:把它直接称作「早期民主」「人权宣言」,是近代梁启超等人的诠释与推崇;但其反专制的锋芒,确实石破天惊。〕此外,他还著有《明儒学案》——中国较早的、系统的学术思想史巨著。

二、顾炎武: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

顾炎武(1613—1682),字宁人,号亭林,江苏昆山人。

明亡时,他参与了家乡的抗清;他的嗣母王氏绝食殉国,临终留下遗命:绝不可仕清。此后,顾炎武北游大半个中国,考察各地的山川形势、利弊得失,垦荒治学,终身不为清廷所用。

他的学问,最重「经世致用」——做学问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,而非空谈心性。他写《日知录》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《音学五书》,提倡「博学于文,行己有耻」,主张「经学即理学」——回到经典本身、用扎实考证求真。这一转向,直接开了清代朴学(乾嘉考据)的先河(呼应拾遗二十八)。

而那句响彻千古的「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」,正源出于他。〔原话见《日知录·正始》:「保国者,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;保天下者,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。」后由梁启超概括成八字名言。〕他区分了「亡国」(改朝换代)与「亡天下」(文明沦丧)——前者是君臣的事,后者,是每一个普通人的责任。

三、王夫之:石船山下的孤独巨匠

王夫之(1619—1692),字而农,号姜斋,世称「船山先生」,湖南衡阳人。

他也曾举兵抗清,失败后投奔南明桂王(永历)政权;再度失望后,他归隐衡阳一带,在极度的清贫与孤独中著述近四十年(约1675年前后定居石船山麓),至死不仕清。他的著作极为浩繁(后人辑为《船山遗书》),《读通鉴论》《宋论》等史论尤为深刻。

王夫之的思想,是三人中最具哲学深度的。他主张「理不离气」「天下惟器」——「理」(规律)离不开「气」(物质、具体事物)而独存,带有朴素唯物的色彩;他还有强烈的夷夏之辨与民族意识。〔需说明:「朴素唯物主义」是近代以来的哲学概括。〕只是,这位深山里的孤独巨匠,生前著作几乎无人知晓,要等到道光以后(邓显鹤始刊、曾国藩兄弟又系统刊刻《船山遗书》)乃至近代,才终于大放异彩。

四、迟到两百年的回响

三位先生的思想里,最尖锐的那部分,被压抑了很久

这不难理解:在清代君主专制与文字狱(卷七)的高压下,黄宗羲「君为天下大害」的呐喊、王夫之的民族思想,都是绝对的禁忌,只能在抄本里、深山中悄悄流传。〔需说明:顾炎武开创的考据实学,其实在清代学术中影响极大、并不沉寂——被压抑的,主要是那些直指专制与华夷的政治锋芒。〕

可思想的火种,压得灭一时,压不灭一世。到了晚清,国难当头,梁启超、章太炎等人重新发现了这三位先贤:黄宗羲的《明夷待访录》被维新派、革命派争相翻印,成了反专制的利器;顾炎武「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」成了救亡图存的最强音;王夫之被尊为民族与唯物思想的先驱。沉睡了两百多年的思想,终于在民族危亡之际,化作了点燃近代变革的火种(呼应卷十四)。

尾声:至暗时刻的光

站在汉民族的维度,三大儒是这部清史里最有「风骨」的篇章。

明清易代,是汉地文明的至暗时刻。而正是在这至暗里,迸发出了最亮的光:他们以亡国遗民的身份,不哀号、不沉沦,而是冷静地解剖旧时代的病灶——专制之害、空谈之误、文明之续。他们的思考,超越了一家一姓的兴亡,指向了「天下」与「苍生」。

更可贵的是那份气节:清廷的高官厚禄就在眼前,他们却宁可清贫著书、终老山林,也不肯向新朝低一次头。这份「威武不能屈」的读书人风骨,连同他们的思想,共同构成了汉文明在逆境中最硬的脊梁。

各族一家。三百年后,黄宗羲对专制的诘问、顾炎武「匹夫有责」的担当、王夫之深山著书的孤勇,早已超越族群与朝代,成为这片土地上所有人共同的精神财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