拾遗三十七 · VOL.54
叶天士与温病学——清代的中医
拾遗第三十七篇,说一说清代中医的高峰——温病学。拾遗二十六讲过种痘防天花,这一篇讲的,是清代江南的医家们,如何面对一次次温热瘟疫,大胆突破古人的框架,创出了一套救命的新学问。其中最传奇的名字,是「神医」叶天士。
引子:当瘟疫一次次来袭
明清的江南,人烟稠密、气候湿热,是温热疫病(瘟疫、湿温、热病)反复肆虐的地方。
面对这些来势汹汹的热病,医生们手里的经典武器,是东汉张仲景的《伤寒论》。可问题是:《伤寒论》主要讲的是怎么治「寒」邪——而眼前这些病,分明是「热」。老药方对不上新病症,怎么办?清代的江南医家,给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回答:另开一派。
一、伤寒之外,另开一派:什么是温病学
这一派,就是「温病学」(温热学派)。
它与《伤寒论》最根本的分歧,在于对外感热病的理解:
- 伤寒:认为寒邪从体表(皮毛)侵入,治法多用辛温发汗(如麻黄、桂枝),把寒邪「赶出去」〔《伤寒论》本身也有清、下、和、温等多种治法,此处只取其与温病最鲜明的对照〕;
- 温病:认为温热之邪多从口鼻而入、首先侵犯肺卫,治法则重辛凉清热、养阴透邪——绝不能再用辛温的热药去「火上浇油」。
这一字之差(寒与温),却是中医外感热病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。它针对的,正是江南那种湿热、传染的疫病环境,实用而对症。
二、吴又可的远见:「戾气」从口鼻入
温病学的先声,要从明末一位医家说起——吴有性(吴又可)。
崇祯十五年(1642),大疫流行,吴又可写下《温疫论》,提出了一个超越时代的见解:瘟疫并非笼统的「天气不正」,而是由一种叫「戾气」(杂气)的东西,从口鼻传入人体所致;这种戾气有强烈的传染性,且一种戾气对应一种病。
在那个还没有显微镜、不知细菌病毒为何物的年代,吴又可单凭观察与推理,就提出了「病有特定致病物、经口鼻传染」的思想——这与近代传染病学的方向,惊人地一致。〔他所说的「戾气」当然不等于现代的病原微生物,但这份洞见,确实了不起。〕
三、叶天士:神乎其技的温病宗师
把温病学真正立起来的,是「神医」叶天士(叶桂,字天士,号香岩,约1667—1746,江苏苏州吴县人)。
叶天士是温病学的奠基人。他的《温热论》(由门人根据他的口授整理),提出了温病诊治的总纲——「卫气营血」辨证:温热病由表入里、由浅入深,依次经过「卫分→气分→营分→血分」四个层次,每一层各有相应的治法。他那句「温邪上受,首先犯肺,逆传心包」,更是成了温病学的纲领性名言。他的临床经验,则被门人辑成了《临证指南医案》,是后世医家必读的范本。
叶天士医术之高,在民间留下了无数「起死回生」的神医传说。〔这些轶事多经后世渲染演义,宜当故事听,不必尽信。〕但抛开传说,单是他在温病理论上的开创之功,便已足以名垂医史。
四、四大家与一套救命的体系
叶天士之后,温病学名家辈出,蔚为大观。后世常把四位大家并称「温病四大家」:
- 叶天士——奠基者,创「卫气营血」辨证;
- 薛雪(薛生白)——著《湿热条辨》,专攻江南最常见的「湿热」病;
- 吴鞠通(吴瑭,1758—1836)——著《温病条辨》,系统化了「三焦辨证」(上焦、中焦、下焦;「三焦」概念古已有之,吴氏将其用于温病、自成条理),把温病辨治推向系统化;他拟定的银翘散、桑菊饮等名方,直到今天,仍是中医治外感热病、风热感冒的常用方;
- 王孟英(王士雄)——著《温热经纬》,集温病学之大成。
从吴又可的「戾气」,到叶天士的「卫气营血」,再到吴鞠通的「三焦」——经过几代江南医家的接力,温病学终于发展成一套理论完整、方药实用的诊疗体系。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,正是这套体系,在一次次瘟疫中,发挥了实实在在的救治作用、临床影响极为广泛。
尾声:务实的智慧
站在汉民族的维度,温病学是清代汉地医学一座了不起的高峰。
它最可贵的,是那股务实求真、勇于突破的劲头:当古老的经典(《伤寒论》)解决不了眼前的新问题时,江南的医家们没有抱残守缺,而是基于对疫病的真实观察,大胆地另立新说、自成体系。这份不迷信权威、一切从「治好病」出发的精神,正是汉文明理性而务实的一面。
它与拾遗二十六的种痘(人痘、牛痘)交相辉映,共同展现了清代汉地在医学与防疫上的旺盛活力。当然,受时代所限,温病学没有微生物学的支撑,对病因的认识仍是经验性的;但它「辨证论治」的临床智慧,在当时惠及了无数病家,至今仍在中医里发光。
各族一家。瘟疫无情,而医者有心。从吴又可到叶天士,那些在疫病中冷静探索、只为多救一人的江南医家,值得这片土地永远记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