拾遗七十二书院与私塾——读书的地方

拾遗第七十二篇，进一座书院，听先生讲课。拾遗七说了科举（官方的考试机器），这一篇说书院与私塾——那些在科举体制之外、或在体制缝隙中生长出来的教育空间。在那里，有人传道授业，有人讲学辩难，有人让一个农家孩子，第一次摸到了汉字。

引子：读书的地方

清代的读书人，有三种求学之路。

第一种：进学塾——幼年从启蒙私塾开始，认字，读经，打算盘，为科举做准备；第二种：进书院——少年时入书院就读，受名师指点，与同学切磋，是科举前的高阶学习；第三种：自学或随父师学——没有钱进学塾，就在家里、农忙之余自己读。

这三条路都通向同一个终点：科举考试，以及此后的仕途。但书院和私塾的意义，远不止于此——它们是清代知识传播的主要渠道，也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。

书院，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教育机构，介乎官学（国子监、县学）与民间私学之间。

书院滥觞于唐代的私人讲学，兴盛于宋代。北宋时形成了著名的「四大书院」之说，但各说所列名单不同，流传最广的一种为：

〔「四大书院」的名单，历代说法颇多出入，上述为较常见的一种，并非唯一说法。〕

书院的教育方式，与官学大不相同：以讲学为核心，师生共同讨论、切磋；不拘泥于死记八股；更重视「为学做人」而非单纯备考。朱熹说，「圣贤施教，各因其材」——因材施教，是书院的理想。

明代曾一度打压书院（东林书院案是著名例子），清代对书院的态度相对宽松，但同时也在逐步将书院官方化。

清代书院大体分两类：

官办书院：地方官府出资，延聘名儒主讲，学生以地方秀才、举人为主，院规明确，有定期考课和奖励制度，教学内容与科举高度绑定。清代全国书院数量在鼎盛期达数千所，遍布府县。

民间书院：私人或宗族捐资，相对自由，有些成为某一学派的学术基地——乾嘉年间，考据学盛行（拾遗二十八），不少书院成为朴学讲授的中心，学者在此校勘古籍、讨论训诂，与科举备考完全是两种气象。

清代著名书院有：诂经精舍（杭州，阮元1801年创建，以汉学考据为主）、学海堂（广州，阮元1820年创建，同样是考据学重镇）；以及历史悠久的岳麓书院，在清代继续发挥重要的湖湘文化育人功能——曾国藩早年便就读于岳麓书院。

如果说书院是「高等教育」，那私塾就是「小学」——中国传统基础教育的主要形式。

私塾（也叫学塾、家塾、村塾）遍布城乡，由一位塾师（先生）开设，招收周边七八岁至十余岁的孩子，教认字、读经、写字，有时也教算术。

私塾的规模通常很小——几张桌椅、几本书、一位先生，就是全部家当。收费方式多为「束脩」：学生入学时向先生行礼，奉上一点干肉（「修」，即肉脯）或银钱作为谢礼，此后每月或每季再缴一些费用。

私塾最重要的「课本」，是一套流传甚广的蒙学读本，其中最著名的三种，往往并称「三百千」：

《三字经》：「人之初，性本善；性相近，习相远……」，以三字一句的押韵格式，从儒家伦理讲到历史纲要，总约一千多字，浅显易记。宋代王应麟（一说宋末元初）所撰，后代有补充修订。

《百家姓》：「赵钱孙李，周吴郑王……」，收录500余个常见姓氏，四字一句，首句以赵姓（宋朝皇族）开头，是记诵姓氏的工具，也是最早的识字课本之一。

《千字文》：南朝梁周兴嗣奉梁武帝之命，将书圣王羲之的1000个不重复的字组成四字韵文——「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……」，兼具历史、博物、伦理内容，后世评价甚高。

此外，清代流行的《弟子规》（李毓秀撰，清初）以《论语》「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……」为总纲，详述日常行为规范，是清代家庭教育的重要读物。

1898年戊戌变法中，光绪帝曾下令「将各省之大小书院，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」，但随着百日维新失败而搁置。

1901至1903年，清末新政中，朝廷颁布上谕：将各省大书院改为大学堂，府州书院改为中学堂，县书院改为小学堂——传统书院制度正式走入历史。

岳麓书院，在1903年改为「高等学堂」；1926年，成为湖南大学的前身。那堵写着「惟楚有材，于斯为盛」的牌匾，成了中国书院历史的最后一行注脚——也是最动人的一行。

站在汉民族的维度，书院与私塾，是传统中国「文化基因」最重要的传承机构。

它们不完美——私塾常常体罚严厉、内容僵化；书院官化后也流于应试。但在没有公立学校的年代，它们让知识得以在宗族、乡村、市镇之间流动，让「耕读传家」的理想成为可能，让无数农家子弟，有机会走过那道叫做「科举」的门。

那些塾师们，大多是屡试不中的秀才——像蒲松龄（拾遗二十七），教了一辈子书，写了一辈子志怪，历史记住了他的《聊斋》，却忘记了他在教书桌上度过的每一个寒来暑往。

各族一家。书院和私塾，培育了清代的读书人——无论汉满回蒙，读的都是同一套儒家经典，写的都是同一种方块字。这套共同的文字与文化，是各族共居中原最深的精神纽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