拾遗二十《四库全书》功与罪——盛世修书与寓禁于征

拾遗第二十篇，专讲一部书——《四库全书》。卷七里它只是文字狱的一个注脚，这里我们把它单独拎出来，细看它「功」与「罪」的两张脸：它既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，也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文化清洗。

引子：一部书，修了十年，也毁了十年

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），清廷开「四库全书馆」，号召天下献书，要修一部囊括古今的大书。

这件事，听起来是「稽古右文」的文化盛举。可它有一个不易察觉的「B面」：在向全国征集图书的同时，一张大网也悄然张开——凡是朝廷看着不顺眼的书，就此一去不返。修书与毁书，竟是同一件事的两面，整整进行了十年。

先说它有多浩大。

《四库全书》由纪昀（纪晓岚）等任总纂官（其上还有于敏中等「总裁」主持），集中了当时最顶尖的一批学者，历时约十年，到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）第一部告成（1781年已初成）。它按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分类（「四库」之名由此而来），收书约三千五百种、近八万卷、三万六千余册。

最惊人的是：这么一部巨著，全靠人工一笔一笔誊抄，没有印刷。前后抄了七部，分藏于七座专门修建的藏书楼——

此外，还编了一部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（总目提要），为收录和存目的每一部书撰写提要，本身就是一座了不起的目录学丰碑。

论规模、论用功，这部书堪称一座「纸上的万里长城」。

它的「功」，实实在在。

《四库全书》系统地整理、校勘、辑录、保存了大量古代典籍。不少早已散佚的古书，正是修书时从《永乐大典》等处重新辑录出来、才得以重见天日、流传至今的。可以说，今天我们能读到的许多古籍，要感谢这部书的「打捞」。

作为一项文献整理工程，它的成就，不容抹煞。

可硬币的另一面，是「罪」。

乾隆修书的另一只手，是**「寓禁于征」——借着「征集图书」的名义，对全国的藏书来了一次彻底的清查。凡是涉及明末清初、南明、抗清，凡是用了「夷」「虏」「胡」等字眼讥及满洲先世，凡是钱谦益、吕留良这类「逆案」人物的著作——一律禁毁**。

手段有三：全毁（整本销毁）、抽毁（抽掉违碍的部分）、删改（直接篡改原文字句）。被禁毁的书籍数以千计〔常见说法：全毁约二三千种，连同抽毁、删改的更多；具体数字属估算、争议较大〕。

鲁迅在《病后杂谈之余》里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中最毒的一手：

「全毁，抽毁，剜去之类倒还显眼……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。」

烧掉一本书，你还知道它曾经存在；可悄悄改掉书里的字句，却让后人捧着一部「干净」的书，浑然不知它早已被动过手脚。这，才是文化清洗最高明、也最可怕的境界（呼应卷七）。

颇具讽刺意味的是，这部以「永存」为念修成的大书，自己也没能躲过乱世的劫火。

七部之中，毁了大半。今天较完整存世的，主要是文渊阁本（藏台北）、文津阁本（藏北京国家图书馆）、文溯阁本（藏甘肃）与文澜阁本（藏浙江，经补配）。一部为「盛世」而修的书，最终的命运，竟也写满了这个王朝由盛转衰的伤痕。

站在汉民族的维度，《四库全书》是一面照见「文治」真相的镜子。

它一手保存，一手销毁；一手整理典籍嘉惠后人，一手禁毁删改钳制思想。「修」与「毁」，在这里是同一支笔写下的两个字。 它既是清代「稽古右文」盛世文化的顶峰，也是思想钳制、文化浩劫的顶峰——一体两面，无法分割。

它和卷七的文字狱、拾遗一的《明史》，共同指向本书一再触及的那个主题——谁掌握了整理、编订、保存文献的权力，谁就掌握了后人能看见的「过去」。 四库的最深之处，不在它收了多少书，而在它决定了：哪些书能流传，哪些书该消失，以及——流传下来的那些，是不是还是它本来的样子。

各族一家。一部《四库全书》，功在保存、罪在禁毁。读它，既要感念那「打捞」之功，也永远不要忘记，那些被悄悄抹去与改写的字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