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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史·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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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痘——人痘西传与牛痘东来 配图

拾遗二十六 · VOL.43

种痘——人痘西传与牛痘东来

卷次拾遗二十六 字数约 1,439 字 · 约 3 分钟 状态已校订

拾遗第二十六篇,讲一件关乎亿万人生死的事——种痘防天花。这里有一段漂亮的双向交流:中国的「人痘」之法曾向西远行,而西方更安全的「牛痘」又东传回来。一来一往,都是为了同一件事——让人别再死于天花。

引子:在疫苗之前,人类怎么防天花

天花,是古代最可怕的烈性传染病之一。一旦染上,自然死亡率高达两三成,侥幸活下来的,也多半留一脸麻子。在现代免疫学诞生之前,人类对它几乎束手无策。

几乎——但不是完全。早在几百年前,中国人就摸索出了一套对付它的办法。

一、以小痘防大痘:中国的人痘接种

这套办法,叫人痘接种(variolation)。

它的思路,朴素得惊人,却又暗合现代免疫学的原理:主动让人染上轻症的天花,扛过去,就能终身免疫。 具体做法有好几种——把轻症患者的痘痂研成粉末、吹进鼻腔(旱苗法),或用痘浆(水苗法),或让人穿病人的衣服(痘衣法)。

这法子有明确文献记载,约始于明代(16世纪)——明隆庆年间安徽宁国府一带种痘流行之说,常被引用;清代俞茂鲲的《痘科金镜赋集解》(1727)也记下了它。到清初,种痘已相当流行。〔至于「宋真宗时峨眉神医种痘」之类更早的起源,属传说,难以坐实。〕

当然,人痘也有风险——它本身就是让人染一次真天花,约有百分之一二的人会因此送命。但比起天花自然感染两三成的死亡率,这已是当时最有效的「以小博大」之法了。

二、康熙:一个「麻子皇帝」的执念

把种痘从民间偏方推上国家层面的,是康熙。

康熙幼年就得过天花,挺了过来,却落下一脸痘痕。〔满洲人对天花尤为畏惧——康熙的父亲顺治帝,正是死于天花。〕〔据一些记载与推测,他能被选中继位,部分原因正是「已出过天花、有了免疫力」,不会再像许多皇子那样夭于此疾。〕一个被天花改写过命运的人,对它的厉害,自然刻骨铭心。

即位之后,康熙力排众议、大力推广种痘:为皇子、宫眷,乃至归附的蒙古王公们接种。他在《庭训格言》里自述:刚推行时,年长者还以为荒诞,他却「坚意为之」,结果所种者「皆得善愈」。

一个皇帝,亲自为防疫站台——这在那个迷信盛行的年代,是相当了不起的见识。

三、人痘西传:一种东方智慧的远行

更动人的,是这套东方智慧的「出海」。

大约在17到18世纪,人痘接种术经丝路、商路,陆续传向中亚、奥斯曼土耳其、俄国,再到欧洲。其中最有名的推手,是英国驻奥斯曼大使的夫人玛丽·蒙塔古(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)——她1717年在君士坦丁堡见识了这种接种法、1718年为儿子接种,1721年回到英国后又为女儿接种,并大力推动英国采用。

〔需要说清楚的是:人痘术传入欧洲,是多条路径的结果,尤以奥斯曼土耳其为中介;中国是人痘接种最重要的早期实践地之一,但不宜简单说成「中国直接启发了欧洲」,更不能说成「中国发明了疫苗」。〕历史的真相,往往是一张交织的网,而非一条单线。但无论如何,这份「以小痘防大痘」的东方智慧,确曾参与了人类对抗天花的早期历程。

四、牛痘东来:更安全的方法回流

故事的下半场,是西方的回礼。

1796年,英国医生琴纳(Edward Jenner)发现:接种温和得多的牛痘(cowpox),同样能预防天花,却安全得多——这就是牛痘接种(vaccination,这个词就源自拉丁文 vacca,「牛」)。现代疫苗的大门,由此打开。

而这扇门,很快也向中国敞开。嘉庆十年(1805),牛痘术经澳门、广州传入中国,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医生皮尔逊(Alexander Pearson)等是早期的引种者;南海人邱熺(号浩川;「熺」常被误写作「熹」)跟着学会了这套方法,并著《引痘略》(1817)在中国推广牛痘、设局施种。此后,更安全的牛痘,渐渐取代了风险较高的人痘。

从人痘到牛痘,中国人对抗天花的武器,完成了一次升级换代。

尾声:一来一往的智慧

站在汉民族(其实也是全人类)的维度,种痘的故事,难得地温暖。

它不是一个「谁比谁高明」的争胜故事,而是一段双向、互惠的交流:中国传统医学摸索出的人痘之法,是疫苗诞生前人类对抗天花最重要的智慧之一,并曾向西远行;而当西方在此基础上发明了更安全的牛痘,这份成果又东传回中国,救人无数。

知识本就没有国界。好的东西,从东方传到西方,又从西方传回东方,最终造福的,是所有人。 在剃发、文字狱、闭关那些沉重的篇章之外,这一段你来我往的医学佳话,让我们看到:文明之间,本可以这样彼此成全。

各族一家,天下一同。愿瘟疫远离人间——这是三百年前种痘人的心愿,也是今天的我们,依然要守护的事。